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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略顯冷清但極為高效的案件審理。和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商標行政案件常見的庭審現場相比，這場審判缺少了其他審判員的身影，只有一位法官“坐堂問案”，而且庭審環(huán)節(jié)極為簡練，基本只需要各方當事人對原告庭前提交的《案件要素表》進行確認和必要補充即可完成案件的事實查明。這樣的程序設置，是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商標行政案件審理的最新探索。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立案庭法官、綜合程序委員會副主任張曉麗介紹，隨著近幾年知識產權案件的增多，司法審判壓力也在增加。為了更好利用司法資源，法院一直在探索對案件進行繁簡分流，“對于案件案情相對簡單、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商標行政案件，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由法官獨任審判，是一種快速可行的方案?！?/p>

(資料圖片)

從2021年8月起試行商標行政案件繁簡分流程序至今，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共有2978件商標駁回復審案件經繁簡分流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簡易程序適用率由不足1%迅速提升至21.23%。這些數據告訴張曉麗，她們的工作正在變得有意義。

“在我看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從建院起就帶著機制創(chuàng)新的天然使命和責任。這幾年法院在不斷發(fā)展，我們在訴訟程序和機制構建工作中也一定要勇于探索，走出一條符合知識產權審判規(guī)律的創(chuàng)新之路?！睂τ谝院蠊ぷ?，張曉麗立下了這樣一個目標。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法官張曉麗。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和張曉麗的對話：

繁簡分流，提升案件審理效率

新京報：你是何時來到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目前所在的訴訟服務法官團隊主要做哪些工作？

張曉麗：我在基層法院知識產權庭從事了近5年的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從普通法官成長為一名審判庭庭長。2014年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成立時，我們都非常受鼓舞。這標志著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又上了一個新臺階。

到知識產權法院工作，應該能對知識產權保護發(fā)揮更多更好的作用。懷著這種夢想，2015年我參加遴選來到了這里。最開始從事立案工作，在我院構建速裁快審機制時又成為速審團隊的一員。

2017年的時候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開始探索智慧法院建設。由于我院專屬管轄全國范圍內商標授權確權第一審行政案件，涉外案件和涉外埠案件非常多，當事人立案、開庭都要到北京或者只能委托北京的律所代理案件，非常不便，再加上商標行政案件具有類型化、律師代理率高的特點，我們就想到，能否建立一個全流程在線審判系統(tǒng)，實現案件線上審理。這樣我又有機會全程參與了全流程線上審理的調研和遠程審判平臺建設以及機制構建。去年再次回到立案庭探索繁簡分流機制構建。我隨著崗位調整見證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近幾年的不斷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我目前所在的團隊主要負責商標行政案件的繁簡分流工作。商標行政案件有簡單也有復雜的，如果所有的案件無論繁簡都由同樣配置的法官團隊適用同一種流程“同道”審理，不僅會加大司法機關的審判壓力，使司法資源得不到合理配置，還容易造成案件堆積，無法滿足當事人高質高效的司法需求。我們通過對案件進行繁簡分流，識別出來的復雜案件由相應的法官團隊進行“精審”，識別出來的簡單案件，征求當事人意見，同意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可以不用組建合議庭，由法官一人獨任審判，不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也可以作為簡單案件快速處理，甚至還有部分案件完全可以在訴前就通過一定的流程化解掉。這樣通過繁簡分流為當事人提供“量身定制”的訴訟程序，成為解決當事人訴累，提高審判效率的重要路徑。

新京報：建立案件繁簡分流程序有哪些必要性？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張曉麗：近幾年，我院受理的商標行政案件年均增長率已達25%，我剛進院時全院收案量還不到1萬件，到去年已經近3萬件了，而法官人數卻只有60名左右。在保證盡可能多審結案件的同時確保審判質量不下滑，就一定要在訴訟程序上面做一些突破改革和機制創(chuàng)新。

實際上，隨著經濟發(fā)展，全國法院系統(tǒng)尤其是經濟比較發(fā)達的地區(qū)都面臨著案多人少的問題。在司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同繁簡程度的案件仍然用同樣的程序審理是走不通的，必須對案件進行更精細化的分流，用最少的司法資源處理最簡單的案件，節(jié)省出來更多的司法資源分配到疑難復雜案件的審理當中。

五年前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就開始構建速審機制，把商標申請駁回復審案件這一類案由的案件劃分出來，作為簡單案件進行集中快速審理。但當時還是一種僅僅根據案由進行分流的比較粗獷的案件分流。而且運行中絕大多數當事人都不同意適用簡易程序，所以即便進行了分流，也只能組成合議庭在速審機制下快速審理，仍然占用較大數量的司法資源。因此在去年最高院出臺了《關于推進行政訴訟程序繁簡分流改革的意見》后，我院馬上以該意見為指引，開始探索更為精細和高效的繁簡分流改革。

2019年，張曉麗法官受邀參加MARQUES都柏林年會并作主題發(fā)言。受訪者供圖

平均37天審結一件簡易案件，簡易程序適用率達21.23%

新京報：案件繁簡分流工作中有哪些難點，是怎么解決的？

張曉麗：雖然有了最高院明確的政策指引，但在繁簡分流過程中仍然有很多當事人不理解。法官認為很常規(guī)的可以作為簡單案件審理的案件，對于當事人來說卻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案件可能與企業(yè)發(fā)展息息相關，他們本能地不愿意適用簡易程序。另外，按照原來的程序，案件都是立案后才會進行繁簡分流。很多原本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因為在立案階段被立成了普通程序，之后就無法再變更。而且簡易程序審限法律僅僅規(guī)定了45天，如果想大量案件在這個期限內結案，對法官團隊來說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這種情況下，我院在探索構建繁簡分流程序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一共只有500余件，而此類案件全年收案逾萬件，簡易程序的適用率甚至不足1%。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從當事人代理人、被告國家行政機關和法官團隊運轉情況三個層面開展了深入、細致、扎實的調研，真正了解各方當事人的訴求和機制堵點、難點。在流程設置上，形成審判事務性工作訴前集約處理的模式。

在訴前階段，我們會將原告的起訴狀、被告的答辯狀和各方當事人的證據材料，向對方進行交換，并引導當事人填寫作為繁簡分流基礎性材料的《案件要素表》、反饋對審理程序的選擇，了解案件信息和當事人訴求，將爭議焦點和程序性事宜固化于訴前，通過盡可能于訴前完成審判事務性工作，為后續(xù)審判團隊的案件審理、裁判文書撰寫等節(jié)約時間，使更多的簡單案件能夠在45天的審理期限內審結。

經統(tǒng)計，自新機制試行以來，很多簡易案件在不到45天審理期限的時候就可以快速審結，平均審理時長僅有37天。

其次，我院也多次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組織業(yè)務交流會，共同細化銜接流程，希望通過司法和行政機關的良性互動，增強府院聯(lián)動的合力，構建“司法+行政”同頻共振的知識產權保護格局，實現高效、實質解紛。

再者，“由點及面”開展宣講、釋明工作。通過面向中華全國律師協(xié)會、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發(fā)放調查問卷、交流座談，以及針對代理商標行政案件較多、具有代表性的律所組織“點對點”工作交流會等形式，向律師群體進行廣泛的宣傳和答疑，敦促律師充分發(fā)揮新時代法律職業(yè)共同體中的重要作用，向當事人做好普法、推廣工作。

同時，我們還通過新聞發(fā)布會的形式，讓更多的社會公眾了解我們的繁簡分流等工作情況，打消當事人的顧慮，使當事人切實感受到繁簡分流程序“簡程序不減權利，提速度不降質效”的良好司法效果。從2021年8月起試行商標行政案件繁簡分流程序到現在，我院受理的商標駁回復審案件中，已有2978件經繁簡分流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簡易程序適用率高達21.23%。

張曉麗工作照。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關于知識產權審理程序上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你有哪些看法？

張曉麗：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共同構成司法公正的精髓，而司法程序的科學設計和實施不僅僅是實現實體公正的基石，還是提高案件審理效率、減少當事人訴累、幫助人民群眾快速獲得司法公正結果的保障。

以我們當前的工作為例，在以往的審理實踐中，即便案件在庭前就已經出現了情勢變更因素，可能會導致被訴裁決被撤銷，司法機關也仍然需要經過庭審流程后作出裁判，再由行政機關依據生效判決重新作出行政行為，如此一來，冗長的審理流程無形中加重了當事人的訴累，也使得行政和司法資源被大量耗費。

因此，我院在詳細調研的基礎上，就發(fā)現的堵點、難點問題，與各方當事人進行溝通，并精細化設計相關文書和流程設置，打消各方當事人的顧慮，構建了“撤回重評”程序：對于出現上述情形的案件，在原告同意撤訴撤回起訴材料的同時，被告依據司法機關的訴前調解階段結束通知書即可根據最新的事實情況重新作出行政裁決，案件不必再進入訴訟程序，于訴前實現快速化解。

隨著該程序的不斷適用和完善，越來越多的當事人信任并勇于嘗試創(chuàng)新舉措，感受到流程簡化、便捷的同時得到訴權的充分保障。相比于之前大量出現情勢變更因素的案件不得不進入訴訟程序，經過一審、二審甚至再審流程才能最終“塵埃落定”，現在通過程序的優(yōu)化和創(chuàng)新，大量類型化案件能夠在獲得實體公正的同時提高程序效率，不僅當事人的訴累大幅減少，案件的上訴和申訴率也大大降低，法官和審判輔助人員不再被大量的審判事務性工作牽絆，行政和司法資源均可獲得更優(yōu)配置，得以聚焦“繁案精審”。

我想，通過我們的不斷堅持、不斷完善、積極推動，在不遠的將來，商標行政案件繁簡分流程序將會有更顯著的成效。隨著機制的不斷完善，簡易程序的適用比例也會越來越高，更多的商標行政糾紛能夠在訴前或庭前實現高效、快速、實質、源頭化解。通過良好的機制創(chuàng)新，我們可以不僅僅著眼于個案的案結事了，而是實現類型化知識產權案件的實質化解，從而推動整個商標“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科學、規(guī)范、純凈和高質量發(fā)展。我相信，只要我們扎實調研、勇于嘗試，以后還可能探索出更多既惠及當事人，又有助于優(yōu)化營商環(huán)境的創(chuàng)新舉措來。

新京報記者 吳夢真

編輯 劉倩 校對 吳興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