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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6日，日日新中學部的教師辦公室，里面掛著美術老師創(chuàng)作的敦煌風格畫作。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圖）

(資料圖片)

理想的學校

孩子們在樹下奔跑，老師們也在樹下奔跑。

北京郊外的黃昏讓人有氣溫回升的錯覺。落日下沉，橙黃色的光線流淌到樹間，麻雀、戴勝和拖著寶石藍尾巴的灰喜鵲都站不住了，從一個枝頭，蹦到另一個枝頭。

日日新學堂所在的小沙河村是知名的觀鳥圣地。幾只燕子在教室走廊里銜了泥搭了窩。孩子們看著小燕子梔子色的嘴試探地伸出，紛紛捂住自己的嘴，“太美了”。

校長大車在一本雜志上看到，這些燕子每年都要飛到南非過冬，到春天再次出現(xiàn)。

夏天，果園里棗樹、杏樹、櫻桃樹、核桃樹、山楂樹、柿子樹都枝葉繁茂。孩子們在樹下奔跑，老師們也在樹下奔跑。

初中教學樓落成那年，一群來自南方的學生曾漂泊至此。極少人知道他們?yōu)楹味鴣?。白天，大家一起上課、吃飯、在秋日的果園里放聲大笑。晚上，他們則住到離學校不遠、一個體面的酒店里。

一個月后，這群師生離開。了解內情的人形容，“孩子們過的是游僧一樣的生活”。

那是2019年，“游僧”們原本在深圳終年溫暖濕潤的梧桐山里擁有一座精致小巧的校園，草地上散養(yǎng)著幾只被毛雪白、頭腳純黑的薩?？搜?。

漂泊是一種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如果一個人的生命體驗始終和公立學校相關，那么他將無法理解，在中國，還存在這樣一種學校，他們對傳統(tǒng)教育方法采取極為審慎的態(tài)度，枕邊書是宣揚尊重兒童的《愛和自由》。他們反感應試、繁重的課業(yè)和通用教材，并嘗試用一種他們認為更理想的機制去替代，最終的呈現(xiàn)會因流派的不同而多種多樣，包括自編教材、做木工、山中徒步，或是備受詬病的閱讀四書五經(jīng)。

這種被稱為“創(chuàng)新小微學校”的教育生態(tài)，興起于21世紀第一個十年。校方并不擔心生源，有些學校甚至只有一兩位學生，通常是“校長”自己的孩子。也不擔心教學資質，大多數(shù)學校能找到資質掛靠。他們“不主動找教育部門，也不希望教育部門找上門”。

甚至不擔心斷水斷電。在2013年首播的紀錄片《盜火者》中，一個無法享用水、電的學校，在家長們的幫助下，靠五臺太陽能發(fā)電機和山谷的溪流默默存活。

一旦失去土地，想要存續(xù)下去的學校會采取名為“游學”的方式，輾轉于各個創(chuàng)新學校之間，與當?shù)貙W校交流，借用教室上課，直到找到下一片樂土。

2023年2月1日，日日新校長張冬青在一棵學生們用舊衣服裝飾的樹下。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圖）

日日新的另一位校長張冬青曾與“游僧”們惺惺相惜。

那時學校欣欣向榮。有觀點認為，在中國達到規(guī)模的創(chuàng)新小微學校中，成立于2006年的日日新是第二所，鼎盛時期，在校教師有八十余名、學生四百余人。在“游僧”到來的2019年，日日新已經(jīng)獲得穩(wěn)定的投資，投資方收購了所有創(chuàng)始人的股份，花大力氣解決了辦學資質，并購置燕郊和美國普林斯頓的分校區(qū)。

資方表示，作為一種教育模式，日日新未來要推廣到世界各地。

危機來了

這些人為了讓孩子能上日日新，曾把北京市中心的房子通通甩賣。

可南方周末記者到訪時已是晚冬，光禿的果樹樹葉凋敝，水和電也沒了。

距離“游僧”們的來訪已過去三年多，張冬青的同情被一種更復雜的情緒取代。三年里，形勢急轉直下。與資方不和、學籍問題、土地性質，所有創(chuàng)新學校在解散前夜會遇到的問題，日日新都碰上了。

最近一次危機發(fā)生在2023年1月6日凌晨。在房東告知學校土地已被納入一項自主騰退項目后不久，日日新的變壓器被人為破壞。校方四處奔走，但直至最近，供電都沒有恢復，提供電力的是兩輛供電車，每小時320元。

春節(jié)期間，在北京寒冷、漆黑的冬夜，兩位校長出現(xiàn)在直播鏡頭前，他們再次暢談教育理想，觀眾大多是支持的家長。

在學校公布的資料中，日日新家長中包括官員、大學教授、企業(yè)家、律師、醫(yī)生和國家媒體從業(yè)者。這些人為了讓孩子能上日日新，曾把北京市中心的房子甩賣。如今，他們放下工作，動用所有關系去收集信息、選出代表與對方談判，時時刻刻出謀劃策。

開學前，一位女性家長帶著保姆和兩個孩子，急匆匆地來問張冬青，還需要多少投資？

兩位校長并未表現(xiàn)得太過擔心。張冬青永遠笑瞇瞇的，灰色調的穿著，走路、說話平緩而輕盈，保留著多年前在高校任教的形象。大車的臉龐覆著獅子鬃毛般的胡須，眼珠卻咕嚕轉，像個小男孩。

現(xiàn)實情況并不樂觀。某個夜晚，學校長達1200米的圍欄被人悄悄拆除。

日日新要保衛(wèi)的，是他們的第三個校園。2006年，學校創(chuàng)校于北京北郊昌平區(qū)回龍觀一處三居室，2009年遷到更北的小沙河水庫附近。

2012年，學校遷至如今這里，租約簽到2029年。它位于一片150畝的果園之中，中間的平緩土地被開辟出池塘、教舍和一片被稱為“UFO土坑”的球場。多虧了樹和起伏的地形，當挖掘機經(jīng)過門外正在自主騰退的小沙河村時，校長辦公室里幾乎聽不到丁點響動。

2023年2月1日，日日新的校園內，一片被稱為“UFO土坑”的球場。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圖）

很少有人一開始就體味到這種被自然包裹的美感。來聽招生會的家長有時會被嚇跑。一道生銹的大鐵門推開，系著花色圍裙的阿姨，會把家長引到連片裸露紅磚的平房前，說，“教室到了！”這讓他們回想起在北方農村度過的艱苦時光。

至于那些沒被嚇跑的人，則在一次次危機中“保衛(wèi)”著日日新。

“搶”回學校

這位清華畢業(yè)生稱，此前從沒見過“邏輯如此縝密的人”。

很長一段時間內，家委會只是負責收集意見、組織幾場山間徒步，和每年一場草地音樂節(jié)。直到2021年，一個團結、高效的家委會出現(xiàn)了。

當時，投資方出于對形勢的判斷，決定砍掉日日新的幼兒園和初中部，把小學部打包“賣”給另一個學校，“至于張冬青和大車，愿意去也可以去”。這遭到了家長們的強烈反彈。

最劍拔弩張的時候，每天會有六七位家長聚在校門口“護校”，以確保資方的人進不來。一位曾馳援武漢的醫(yī)生，硬是擠出了半天時間。

2021年9月27日，在小沙河水庫北邊的一個生態(tài)園內，日日新前家委會負責人李迎波召集了一次會議，來了170多位家長。

“平時接孩子時，媽媽比較多，那天爸爸來得多。”李迎波記得，那天，投資方列舉了若干學校“一定辦不下去”的理由，其中就包括學校土地是村集體用地，未來將涉及自主騰退。家長們并不買賬。

資方一走，家長們就決定以自愿報名的方式，選出談判團。

參選者登上平日用來舉辦婚禮的小舞臺演講，介紹自己的競選理由。定下13人談判團后，李迎波認為還需要選出5人核心組。家長們于是又設計了一個“排序復選法”量表，針對每一位候選人不同維度的能力打分，“這個分數(shù)不是直接相加，還要經(jīng)過一套復雜的加權計算，才能確定最終得分”。

現(xiàn)場異常喧鬧，但每個人都嚴肅地對待這場選舉。5人核心組的一位家長回憶了一個細節(jié)，她自己當時并不是家委會成員，所以后來又專門補選為成員。

除了核心組，還存在一個影子幕僚團。里面包含體制內人士、企業(yè)家、教育家等一眾“洞悉事物規(guī)律，能量很強的人”。一位清華大學畢業(yè)的家長形容：“天塌下來了，本來以為要砸到我了，一抬頭，發(fā)現(xiàn)周圍的人嗖嗖站起來，全都是高個兒?！?/p>

“高個兒”們分析形勢，制定策略，讓對手的每一步都走在預判的軌道上?！霸緟⑴c的興趣寥寥，但看著他們，深深折服了?！边@位清華畢業(yè)生稱，此前從沒見過“邏輯如此縝密的人”。

為了讓談判團能充分體現(xiàn)家長們的意見，李迎波還遵照羅伯特議事規(guī)則，設計出一套家委會動議、附議、決議的文件。比如議題表決時，正反兩方都需要表決，文件特別強調“不可以表決后，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達到表決額度的要求，就認為沒有表決另一方意見的必要”。

和資方的談判過程中，甚至出現(xiàn)過一種可能性——把日日新以1000萬的價格賣給家長們。有家長順勢提出，可以成立基金會，“讓日日新成為中國第一個家長管理的學?！?。

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出現(xiàn)：一些人覺得，賣給另一個學校也挺好，起碼“更穩(wěn)定”。一些財力雄厚的家長也冒出來，希望憑一己之力“把整個學校買下來”，渡過難關。

家長們最終把學?！皳尅绷嘶貋?，資方同意以較低的價格把股份賣回給兩位校長。一些家長至今仍說，“沒有冬青大車的日日新，我們不要?！?/p>

2023年2月6日，寒假，張冬青在停電的校園里巡查。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圖）

而2023年初的這一次危機，家長們送來的物資堆滿了校長辦公室，水、食物、山地取暖爐。連已經(jīng)畢業(yè)的學生，也跑回學校為校長鼓氣。

那些“高個兒”們，則再三找官方核實：學校所在地塊到底有沒有拆遷文件？真正的搬離期限到底是什么時候？

回龍觀風格

那位北京大學的國際關系學者一口咬定，這是全北京最像歐洲小鎮(zhèn)的社區(qū)。

了解的人清楚，日日新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由“家長”管理的學校。

最早，幾位創(chuàng)始人是為了解決自己孩子的上學問題。到了2023年2月，從早上十點到下午六點，都有家長來學校聊天，有一位家長甚至會在圖書館整天整天地看書。

這是一種“回龍觀風格”。

按照張冬青的解釋，很多東西都可以視為這種風格的呈現(xiàn)，包括質樸的校舍、理想主義者的樂觀，以及一種被稱為“家長互助式”的權力結構。

張冬青和大車是一對夫妻，也是回龍觀的第一批居民。從2006年至今，日日新的辦學地點一直圍著回龍觀轉。

在很多年里，回龍觀頂著“亞洲第一社區(qū)”的名頭，直到另一個大型社區(qū)天通苑崛起。毗鄰中關村，回龍觀吸引了一批北漂的知識分子和IT從業(yè)者，他們的共同點是，“只買得起回龍觀2400元/平方米的房子”。

在回龍觀，真正火熱的地方名叫“回龍觀社區(qū)網(wǎng)”。這個誕生于2000年的論壇，曾是回龍觀社區(qū)民選的業(yè)委會發(fā)揮自治功能的重要場所。2003年，一位名叫聶海亮的回龍觀居民，參與了昌平區(qū)的人大代表選舉。當時，論壇號召居民在規(guī)定時間內到居委會登記選民資格，落款是“回龍觀業(yè)主維權小組”。5年后，時任北京市安監(jiān)局副局長常紀文也在論壇里征集政協(xié)提案，他的網(wǎng)名叫“回龍觀的新農民”。

張冬青并不熱衷網(wǎng)絡，丈夫大車的名字則在論壇里響當當。

兩人在原北大分校（今北京聯(lián)合大學）中文系相識，畢業(yè)后張冬青到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工作，她始終是老師的樣子；大車則到文化部下屬的《中國京劇》當編輯。

大車真名叫王曉峰。在回龍觀論壇里，他的名字叫“無將大車”。名字取自一首先秦詩歌，意思是“不要推那沉重的車”。南宋的朱熹覺得是“行役勞苦而憂思者”寫下了這樣的句子。大車鐘意的是，“這四個字念起來氣勢洶洶”。

那時的回龍觀人熱愛真正的交流，但交流內容大多“務虛”。他們在街頭、咖啡館、兒童畫室或者某個客廳頻頻碰面，討論各式各樣的話題。大部分時候，他們討論的人生困惑，無法從年紀相仿的回龍觀人那里尋得答案，交流的收獲只是感受到彼此“都擁有獨立、自主的人格”。

不少新產物誕生于這樣熱烈的沙龍討論當中。比如一個體育俱樂部、一個兒童閱讀空間，以及一次次郊游活動——為了實現(xiàn)最小的碳排放，那些家庭還會拼車出行。

有一次，張冬青陪父親在街道上散步，成群的孩子在游戲，沒有比初中生更大的孩子了。那位北京大學的國際關系學者一口咬定，這是全北京最像歐洲小鎮(zhèn)的社區(qū)。

北漂們養(yǎng)育的孩子不少，但21世紀之初的回龍觀并沒有很好的公立學校。這也是后來華德福、芭學園、紫水晶等一眾創(chuàng)新學校在附近涌現(xiàn)的原因。

日日新學堂的第一個教室所在地，北京回龍觀田園風光雅苑小區(qū)。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圖）

在張冬青講述了很多次的故事里，2006年8月30日，新學年開學的前一天，經(jīng)過了一個春夏的討論和拉鋸后，一個最終由4個家庭、4個孩子組成的學堂在一位北京郵電大學女教授的家中宣告誕生。

學堂帶有濃郁的烏托邦色彩。

從早上8點半到下午5點，每節(jié)課30分鐘，包括有書法、經(jīng)典誦讀、語文、數(shù)學和體育。后來成為日日新招牌課程的文字匯解也誕生了，老師依托《說文解字》和《爾雅》，講解甲骨文，讓學生逐步接觸漢字的造字法。藝術家陳圍，在長達四年多的時間里擔任日日新的美術老師，象征性地領取微薄工資，而他的畫作曾在國外的畫廊賣出十幾萬元。家長們自籌經(jīng)費辦學，找了一位下崗女工做生活老師，任課老師寄宿在張冬青家。

到第二年要給老師繳納社保時，他們才想到，要成立公司。

社會轉型產物

“應試教育是社會的產物，要結束它卻需要相當長的過程?！?/p>

2013年4月，在清華大學讀博的任杰慧得到一個機會，擁有260多個學生的日日新，答應她的調研請求。

這個舉動非比尋常。學校剛起步的那幾年，媒體蜂擁而至，幾乎是一夜之間，媒體開始討論這是否違反義務教育法，創(chuàng)始人們隨后拒絕一切來訪。

任杰慧曾在安徽某省級師范高中擔任語文老師。她很年輕就拿到高級職稱，并自認為是有創(chuàng)新教育理念的人。她充滿好奇——究竟什么樣的家長會選擇創(chuàng)新教育？

同年8月，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組織的“學在民間：在家上學&多元教育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包括大車在內，與會的170余位代表通過了“在家上學北京共識”?！肮沧R”中有對家長的調研。數(shù)據(jù)顯示，在家上學排名前三位的省市依次是廣東、浙江和北京，這群家長大部分是本科學歷，家庭月收入集中在5萬元以上和2萬元以下兩個范圍，研究者分析，后者很可能是“不得不選擇在家上學”。

對創(chuàng)新教育的需求與中國社會的轉型分不開。任杰慧針對日日新144位家長的調研顯示，這些70、80后的家長都屬于中產階層。他們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一部分人有出國經(jīng)歷。他們掌握一定話語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經(jīng)濟上是消費的主力軍。種種條件塑造了他們，也讓他們反思自己經(jīng)歷過的公立教育。

一位家長告訴任杰慧，正是因為對社會轉型和自己的發(fā)展有很多后顧之憂：“（孩子畢業(yè)后）可以創(chuàng)業(yè)，可以去國外上學，上個二、三流學校也沒關系。我不想花費太多代價去換一個名牌大學的光環(huán)，而讓孩子失去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和個性的發(fā)展?！?/p>

在當時任杰慧的觀察中，日日新的很多孩子“是被公立學校掃地出門的”。他們中有愛打架的，有撿到東西就覺得是自己的，還有人會把盛開的鮮花捏碎。

而她發(fā)現(xiàn)，日日新的老師解決問題的方式很特別。

張冬青講述了一個女孩的故事。剛入校時，女孩十分內向，不跟任何人說話，誰靠近，她就躲起來。老師們達成共識，先不干擾，并為她安排了一個靠后的座位，課堂上也不讓她發(fā)言。夏天難免有蒼蠅，女孩不忍心打蒼蠅，于是這個班規(guī)定，如果有蒼蠅，打開窗戶轟出去，誰也不打。

女孩漸漸會和老師小聲說話了。戲劇節(jié)時，大家考慮給這位內向的女孩安排什么角色。最后，她開心地演了一棵樹。

2023年2月6日，為了迎接開學，日日新學堂中學部執(zhí)行校長朱志強請學校老師為他理發(fā)。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圖）

但如果知道這些老師是如何被篩選出來的，又會讓人“大跌眼鏡”。

任杰慧發(fā)現(xiàn)，當時學校的六十余位老師，有31人不滿30歲，大部分非京籍。相較于公立學校的層層考核，日日新老師的面試極其簡單，只需要和創(chuàng)辦人聊一聊，2012年之前甚至沒有試講環(huán)節(jié)。

更重要的是，這群老師的待遇遠遠不及公立學校。

這看上去并不符合經(jīng)濟學原理。公立學校待遇更好，吸納了更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家長們卻認為公立教育問題重重。

“公立學校有很多結構性因素，讓老師們沒辦法展現(xiàn)對孩子的愛。”“結構性因素”包括人數(shù)。任杰慧解釋，她在中學任教時，當?shù)貙W校曾有一個班招了108個孩子，“老師有可能對每個孩子都說‘我愛你’嗎？”在日日新，每班不會超過20人。

更大的問題在于對“好老師”的定義。在公立學校，“職稱、獎金、績效，都與成績綁定在一起，好老師意味著好成績”。

而那位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北郵女教授，曾這樣回復網(wǎng)友，“應試教育是社會的產物，要結束它卻需要相當長的過程。等不及了，改造不了大環(huán)境，就營造個小環(huán)境！”

家長們是誰？

一位女演員甚至已經(jīng)是公立教育的贏家，她的大兒子在哈佛大學念社會學。

為了心中的理想教育，這群“高個兒”家長不惜一切打造出一個自己的“小環(huán)境”——這往往被描述為創(chuàng)新教育受眾家庭的畫像。

不過，日后這些日日新家長，大多并不屬于“回龍觀人”——BBS時代那些北漂知識分子和IT從業(yè)者。他們經(jīng)由朋友的口口相傳知道這所獨特的學校，又或是在一些創(chuàng)新論壇、沙龍上，認識了大車和冬青。多數(shù)人最初先是和朋友來聽招生會，有人還會要求要聽一段時間的課，聽完課，他們還會寫下長長的朋友圈，分享自己受到的創(chuàng)新教育沖擊。

但高學歷背景的中產一定會更中意創(chuàng)新教育嗎？一位清華大學建筑系畢業(yè)的家長并不這樣認為，“我周圍的高知家長，都還在公立學校里卷著呢”。

起初，人們會覺得，這些家長或許有不愉快的公立學校體驗。

這并非實情。他們的童年在北大校園、玉淵潭公園或者眺望著釣魚臺國賓館的外墻度過。有人在部委大院長大，一路上的是頂級的公立教育，“每一位老教師都風度翩翩”。有人是西城區(qū)的“卷王”，平時逃課，考試前猛看書，“只是為了贏”，就能輕松考上清華。有人則在日本完成基礎教育，被日本老師說是“問題少女”，但也與老師結下深厚的友誼。

他們沒有生活嗎？

錯了，他們是文體活動的佼佼者，還是交叉領域的拓新者，大多都曾迎來或正處于人生的巔峰時刻，當一群理工科的父親聚在一起，聊的是《愛彌兒》和《童年的消逝》。

他們甚至是公立教育的贏家。一位女演員的大兒子在北京完成公立教育，如今在哈佛大學念社會學。但在一次飯局上，這位女演員注意到一個日日新的小學生。

“那個女孩獨立，又主動。大人們點菜，她會提醒‘別點太多，會浪費’。她吃完了，就向我兒子請教如何上哈佛。后來又一個人看書。大家離席時，她靜靜地去找服務員，要求打包?！边@位演員母親，因此決定把老二送到日日新。

她還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一位好友的孩子，此前曾在深圳數(shù)一數(shù)二的學校上學，孩子很聰明，只是不愛學習。某次考試前，他突然想努力一下，于是考了八十多分。

他沒等來老師的表揚，而是被問：“你該不會是抄的吧？”

這個孩子再也不想學習了。在一次家庭旅行中，這位演員母親注意到，孩子一直在抓手臂，說自己很癢，“現(xiàn)在回想可能壓力真的太大、太大了”。沒多久，好友要到北京讀博，她建議對方把孩子送來日日新。

試讀一周后，大家問這個孩子，想不想留下。他回答，一定要留。

孩子給的理由很簡單：“我在這里，活得像個人了。”

2023年2月6日，北京，日日新的教室。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圖）

這群家長們，步入中年后，他們開始重視心靈的成長，并最終體現(xiàn)為對孩子的寬容。李迎波按照星相學分析女兒的性格，知道她在某些方面會極其固執(zhí)，甚至會帶給她不少麻煩，“但我嘗試讓孩子了解這一點，并坦然接受”。

這些人身上伴隨一絲冒險的氣質。北京某所著名的創(chuàng)新教育學校對自己的家長群體做過不少研究，他們透露，選擇該校的家長有一個突出的特質，他們曾在人生的某個階段做出一個重大決定，并因此獲益，愿意嘗試。

一位生意一度做得頗大的家長依稀記得，把老大送進日日新時，他的想法是，“要選擇最好的幼兒園”。然而際遇起落，到老二上學的這兩年，一家人已經(jīng)搬到郊區(qū)，日日新此時成了不得不的選擇。另一位家長，也正經(jīng)受著行業(yè)的不景氣。

當這些人拿著《愛和自由》，向其他家長輸出創(chuàng)新教育的理念，說要讓孩子獲得尊重和真正的愛時，現(xiàn)實主義者給他們的批評是——

“你們都被洗腦了?！?/p>

另一個極端

當家長們掌握主動權之后，他們想要的東西更多了。

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面對公立學校，這些家長覺得自己的意見沒有被尊重，孩子被送到一條工業(yè)化的流水線；到了創(chuàng)新教育學校，家長可以通過家委會，甚至直接向老師表達自己的想法。

最終造成的情況是，每個家長都在提意見，老師們要不要聽？到底該聽誰的？

家長展秀真回憶，曾有一段時間，日日新使用的教材來回變動。這讓不少家長頗有微詞。但她知道，這些變化或許并不是老師的意志，而是來自不斷提出意見的家長。

哪怕是展秀真自己，也曾和老師反映對英語閱讀的意見。根據(jù)日日新的課程體系介紹，英語學習強調的是“以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為主線”，“聽”和“說”較少涉及。展秀真認為“這不太科學”。

這甚至不是日日新一個學校的問題。當家長們掌握主動權之后，他們想要的東西更多了。

據(jù)媒體報道，大理的內明學堂，曾因財務分攤、話語權等問題吵得不可開交。曾有家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有一句總結：“搞教育的都有自己的理想，理想主義者彼此之間不能相容，見面能客客氣氣就已經(jīng)算不錯了?！?/p>

“現(xiàn)在新教育的流派很多，每個家長都看過類似的書，都想實踐那些理論。”張冬青說。

但相比教學，眼下日日新最棘手的問題是搬遷。

很多學校在搬遷的過程中支離破碎。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曾表示，“創(chuàng)新教育的挑戰(zhàn)有兩點，辦學者的智慧和如何與政府打交道?！?013年開始，作為創(chuàng)新學校西南陣地的云南大理，蒼山學堂因租約問題被迫搬遷，那美學校關停，而網(wǎng)紅的貓貓果兒學校，也曾因土地問題停課。

而最初圍繞著回龍觀誕生的那些創(chuàng)新學校，大多也已離開。芭學園的多個園區(qū)都經(jīng)歷過搬遷，從六個縮減為兩個，紫水晶幼兒園則搬得更早。至于那群南方來的“游僧”，在重建校園一年后，宣告解散。

在北京，從北大附中一塊高中生秘密基地里成長起來的探月學院，也搬過五次校區(qū)，搬遷的原因之一，就與教委對學校場地的要求有關。

不過，楊東平認為，“改善環(huán)境是有可能的，我們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p>

按校方和家委會的說法，此前，房東一直承諾會支持日日新辦學，而2022年鎮(zhèn)政府工作人員上門時，也沒拿出相關文件。

但按照北京12345在領導留言板的回復，學校所在的渥丘園項目于2019年已完成簽約并簽署土地使用權解除協(xié)議，截至2022年7月，校方仍未搬離。沙河鎮(zhèn)相關工作人員多次與該校負責人溝通勸導，幫助選址，督促騰退。負責人多次承諾搬離，并簽下承諾書，均未執(zhí)行。為確保重點工作如期推進，沙河鎮(zhèn)黨委、鎮(zhèn)政府將視情況啟動強制拆除。

大車的說法是，騰退協(xié)議是房東簽的，在2022年8月之前，學校并不知情，此后則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校址。如今，他希望“爭取在2023年9月開學前搬離”。

2023年2月6日，寒假，北京晚冬的夕陽下，日日新學堂空無一人的食堂。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圖）

家長透露，2022年秋季學期，開學不久，昌平區(qū)教委的工作人員曾試圖做家長的工作，“他們想讓我們分流，并提供了好幾所學校供選擇”。

家長們更憤怒了，“我們放棄西城、海淀的學位，就是為了分流去你們昌平的學校嗎？”

離開日日新

選擇新式教育的人，就好比“坐五月花號去北美大陸，冒著巨大的風險”。

任杰慧調研時被人視為“問題孩子”的那些學生，后來去了這些地方：北京四中、八中、清華附中、人大附中等學校。再大一點的則到了浙江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伊利諾伊香檳分校、紐約大學、華盛頓大學等。

但家長們不是都說了嗎？他們的目的不一定是去名校。

那些曾在日日新上學的人，他們最大的收獲，或許是感受到真實的愛。

在鄭州讀大一的傅子涵得知學校斷電后，馬上去安慰她的好友“石頭”——冬青和大車的小女兒。傅子涵用“壓抑”形容進入日日新前的自己，她向石頭學會的第一件事兒是，小孩原來可以站在座板上蕩秋千。她也永遠記得自己某次受傷后，從學校最胖的那位老師到門衛(wèi)大爺，都焦急地問，“傷得重不重？”

她還記得，一位叫陳曉的同學，能記住班里每個人的生日。不管哪一位同學過生日，她都會自己在家做一個蛋糕，第二天帶到學校給他。自此之后，面對自己在意的人的生日，傅子涵都不會僅僅說一句“生日快樂”。

只有用完整一生觀察孩子的成長，才能確定自己的教育理念是否準確無誤。眼下的日日新家長們無疑還在那艘五月花號上，沒有抵達海岸。

這個形容來自一位在學校動蕩期離開的家長。2021年學校發(fā)生危機時，網(wǎng)上出現(xiàn)很多與創(chuàng)新學校相關的文章，其中不乏對日日新的批評，主人公大多是這些家長。

選擇日日新的最初，他們內心都曾涌動著那種冒險情緒，是當初洋溢在回龍觀社區(qū)網(wǎng)和某個客廳里的那種激昂。一位家長說，選擇新式教育的人，就好比“坐五月花號去北美大陸，冒著巨大的風險”，而這群人“在搏擊風浪過程里形成了戰(zhàn)斗聯(lián)盟”。

這位“乘客”并沒有點出學校的名字，但很多細節(jié)都與日日新對得上。他后來有很多失望，包括初中部的教學質量、課程體系，以及學籍問題。

學籍直接與孩子之后的“出口”相關，是參加高考，還是出國？如果選擇前者，那么轉回公立或其他更為應試的私立學校則是必然。

“有的家庭確實沒有財力讓孩子高中就出國?！闭剐阏婢秃芙箲]孩子未來的“出口”，她周圍很多轉回公立學校的孩子，多多少少出現(xiàn)了一些不適應。

另一位家長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正是升學問題讓“快樂教育”黯然失色。

有家長曾試圖挽留選擇離開的人，但毫無效果。離開的人陸續(xù)離開，堅定的人愈加堅定，二者分道揚鑣，留下的人甚至覺得，“能多上一天學，都是賺到了”。

究竟為什么要花這么大的力氣保衛(wèi)日日新？家長們并沒有統(tǒng)一的答案。

李迎波認為首先是要保衛(wèi)土地?！靶撵`最健全的就是瑞士人，因為他們百分之七八十都生活在山地，動不動繼承幾百畝地，和一棟石頭房子。他可能會到大城市工作，但始終與真正屬于他的土地有連接?！?/p>

有家長則反問：“我們或多或少都曾在公立教育體制里獲益，為什么現(xiàn)在又寧可付出那么大的成本讓孩子上創(chuàng)新學校，難道公立教育體制在設計之初，就是讓我們要遠離它嗎？”

一位在國際機構工作的家長覺得，他們保護的是一種教育理念，“不能因為選擇的人少，就認為它沒有價值”。

事實上，當年參與創(chuàng)始日日新的四個家庭，只有“小石頭”堅持到初中畢業(yè)。

現(xiàn)在離回龍觀社區(qū)網(wǎng)誕生的那個時刻已經(jīng)太過遙遠了，撥號上網(wǎng)被百兆光纖取代，一些討論永遠留在BBS里。人們的姿勢隨著時代不停舞動，一群人曾經(jīng)涌出體制，現(xiàn)在他們的孩子們又涌回來。

此時此刻，幾乎所有家長都精疲力盡地去捕捉確定性，然后全部投擲在孩子們身上。他們對確定性的想象，有的源于當下，有的關于未來，一如那位向任杰慧表達自己對社會轉型和自身發(fā)展有諸多后顧之憂的家長。

張冬青也沒有意識到的是，她關于回龍觀的生命體驗也已稀釋在歷史里了，那個“歐洲小鎮(zhèn)”如今已被一塊塊不連續(xù)的工地、色彩濃艷的縣城風格店鋪、墻面發(fā)黑的居民樓所占據(jù)。

南方周末記者詢問陳圍關于回龍觀的記憶?！皼]有什么特別的”，這位畫家印象最深的是街道上時常的積水：“環(huán)境什么的都非常一般，基礎設施有些也不是特別健全。一下雨就積水?！?/p>

（應受訪者要求，李迎波、展秀真系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